王其智，号书海，1930年3月出生于山东莱州（原称掖县）。自幼跟随其父亲、现实主义绘画艺术家王式廓习画。1949年先后就读于华北大学美术系、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他得到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罗工柳、张仃等名师的指教，接受了严格的学院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毕业后留校在肖像创作室工作，从事伟人肖像画创作27年之久，为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等处绘制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画像。
1955年3月，油画作品《钢铁工人》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展，1960年6月，油画《丰收》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1974年10月，油画《万里千担一亩田》入选建国25周年全国美展等。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的巨幅油画《井冈山》和《延安风光》分别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和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出版有单幅油画伟人肖像多本，连环画《葡萄丰收》《中国画技法》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王其智先生是一位低调的艺术家，当今艺术界的年轻人对他不了解，但提到他是“新中国成立至今为天安门城楼、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等处绘制毛泽东及其他伟人油画肖像的艺术家”，人们莫不暗暗惊叹。
2016年岁末，记者如约到王其智家中拜访，这位米寿之年的老者精神奕奕，创作不辍，墙上悬挂着一幅正在完善的大幅寿桃图。他在画画的间隙和我们聊起过往岁月，从老人诚恳朴实的叙谈中，我们得知了当初他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泽东油画肖像的种种细节，以及幼年如何跟随父亲学画、晚年为何钟情画桃等艺术经历。
20世纪60年代，王其智与自己绘制的毛泽东像
王式廓于1932年秋进入私立北平美术学院学习，1933年又到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两个地方上学，学习西画的同时经常观摩大师作画，以便汲取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养分。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王式廓是以西画为主，尤其是《血衣》《井冈山会师》《参军》《改造二流子》等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作品，但事实上他也经常画中国画，只是留下来的国画作品较少。
王其智回忆道，父亲王式廓在绘画上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年轻时画了大量的国画，以至于村里的人用他的画来糊房顶。王其智为我们展示了父亲早年的作品集，不难看出其年少时的国画作品甚至比当代一些大家年轻时的作品还要出彩。难怪学术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式廓：如果王先生不从事油画创作，也必然会是一位国画大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的油画之所以能自成体系且被称为“中国派”，其实跟他早年画了大量国画有很大关系。
在王其智6岁时，受父亲的影响便开始临摹家里的《芥子园》画谱，画到难以理解的地方时，父亲为他示范讲解。逢寒暑假，父亲回老家休息时也会教他画画。王其智记忆中较为深刻的是，父亲指导他画速写和素描，教他如何看比例、轮廓，每每将明暗面区分不清楚的时候，父亲便立即搬来一个石膏像，一边“考”他，一边为其讲解。王其智回忆，父亲的脾气很大，他在学画的过程中没少挨批评。在童年时代，村里的房子、老树以及村头拴着的牛群，便时常成了他绘画的对象。儿时对绘画的理解和训练也为王其智以后的从艺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小平画像》
《人民万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王其智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肖像画室继续学习，专攻伟人巨幅肖像。那时，张振仕任肖像画工作室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王其智与同事一起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到毛泽东油画肖像的创作之中，并成为毛泽东肖像画的原创作者之一。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肖像换过好几个版本，一直没有固定的绘画标准。据王其智回忆，毛泽东肖像的前两个版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北平艺专的师生们绘制，董希文主笔，所绘的肖像为正面免冠照。第三个版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等人所绘制。后来，毛泽东肖像由之前带八角帽的版本分别换成正面肖像和只露一只耳朵的侧脸肖像。王其智等人所绘制的毛泽东肖像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悬挂的第四个版本。
《毛泽东画像》
王其智说，在绘制过程中，老师张振仕提出“画毛主席肖像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能像画普通肖像那样，要突出主席的高大形象和领袖风采”，因此，他们便研究主席像的具体比例，如何让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像看起来没有距离感，在微笑的同时又不失浩然大气？经过一番实践，他们决定将主席的头像与身体按照1:2的比例，并且对他的眼神着重刻画——既要体现出他那慈祥而庄严的神态，又要让但凡能看到毛泽东肖像的人，都能感受到主席慈祥的目光。
在此期间，王式廓特意来天安门城楼“视察工作”，适时地为儿子提出建议：主席像由于受室外自然光和紫禁城红墙背景的影响，因此在色彩上应该比室内的油画肖像更红润一些，而且我们画的是黄种人，基调应是黄里透红才好为百姓接受。用王式廓的话来说是“要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照在毛主席脸上的颜色”。
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王其智等人抓住了毛泽东肖像创作的时代特征，他们参与确立的毛泽东油画肖像的范式，以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成为后来画毛泽东肖像的一个标准范式。直至今日，不论是谁，参与绘制毛泽东的肖像，都依照他们当年定下来的标准。
中央美院教授冯法祀曾说：“领袖画像不仅要像，更要把性格画出来，把精神画出来，要求有很强的基本功和表现能力。看得出来，为画好领袖肖像，他们做了许多尝试，借鉴了西画的色彩，光的运用以及方方面面的绘画成果，比例、透视、解剖学、三维空间、黑白灰对比等都体现出来了，是在多方综合的基础上开展领袖肖像创作，取得了开创性成就。用我们专业水平来衡量，王其智等人的工作经得起考验，画出了民族特点，既有古典美，也有现代感，很了不起，在美术史上应该有一个位置。”
此后，王其智陆续为新华门、中央电视台旧址、北京火车站、首都机场、军事博物馆等重要场所多次创作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肖像，成为创作领袖油画肖像最多的画家。当我们问起具体创作过多少张伟人肖像时，他表示多到也自己记不清。以前画主席肖像属于政治任务，现在是应个人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大型油画《井冈山》。后来在这幅作品前，周恩来和尼克松打开了中美两国建交的新局面，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商讨香港回归祖国的相关事宜。
王其智《祈年殿》1987年
《天池》2007年
参与创作领袖肖像，一画就是近30年，这是王其智的政治工作，在工作之余，他也创作一些油画风景作品，并一直坚持“创作出具有中国气魄和民族特色的作品”。对于生性沉默寡言的王其智而言，绘画几乎成了他宣泄情感的唯一方式。那时每到周末，王其智便骑着自行车带着画箱去郊外写生。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天坛》《长城》《颐和园》《晨曦钟楼》等大量具有中国典型特色的油画风景作品。
《长寿图》98×50cm 2014年
王其智也从未间断过国画的写生和创作。起初，他的创作以牛、马、老虎等动物居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桃子”成了他国画创作中的新题材。
中国自古有桃文化。譬如《山海经》记载：“夸父追日，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作邓林。”其中“邓林”指的就是桃林。随着对美好祝愿的希冀，人们逐渐赋予桃更多的精神内涵，被认为是福寿、喜气、仁义的象征。因此，与之相关的作品也长期得到大众的喜爱。
王其智年轻时画桃，受齐白石、宋步云两位先生指教。据他回忆，齐白石画桃，是先将桃子的地方留白，再用大斗笔画叶子，然后以大写意的方式两三笔晕染出一个桃，他的桃子多为扁形，不够立体且圆形较少；宋步云因受西画创作理念的影响，其作品中桃子的形状虽立体但相对少了些中国画的味道。因此，在创作“桃子”这一题材时，王其智融入了自己对于这一题材的理解，尽可能在创新的同时，又与他们的桃子拉开距离。
《福寿》74×70cm 2015年
在色彩与造型上，王其智坚持“随类赋彩，应物象形”“笔墨当随时代”的创作理念，因此，其所绘的桃子颜色相对浓重些，在形状上则具有一定的透视关系，尤其在画桃及桃叶时，线条肯定却不失活泼。在桃叶的表现上，他尽量在遵循真实自然的情况下使其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和变化，而不是一顺往下垂的状态，并且叶子之间留出的“气眼”也让画面充满空间感，桃子、桃叶以及刻意的留白使画面给人以“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节奏感。因此，有学者认为王其智桃子系列的作品具有“三感”，即色彩感、立体感、空间感。这也是近些年来王其智不断创新的成果。
在百姓的意识中，桃子是仙家的果实，亦有仙桃、寿果的美称，加之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也有关于食用蟠桃能够长寿的描写，所以，特别是在为老人祝寿时，桃子更代表着人们追求长寿的美好愿望。王其智桃系列作品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又充满祝福寓意，难怪深受大众的青睐，每逢画展总有不少人在桃作品前拍照留念。
王其智痴心艺术，也热心公益。他积极参与“爱我中华，修复长城”“抗洪救灾”“助残义捐”“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活动，将自己最好的艺术作品无偿捐献给社会。2000年9月，他向北京市政府捐赠40余件价值近百万元的绘画作品，这是北京市申奥以来首次接受的个人书画捐赠。美术教育家丁井文称赞道，王其智将青春热血、全部情感奉献给了绘画事业，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又带了个好头。
20世纪60年代，王其智和父亲王式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