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人的视野来看，是非功过真正转头即空，但以一个民族的视野来看，是非功过却有着永恒的一面。戚继光与人论道，说：“鞠躬尽瘁，夕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正因为念头通达，他才能于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建立起戚家军，为荡平倭寇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想想岳飞何尝不是如此，十二道金牌背后的残酷，他怎么可能不有所洞察，但也只是慷慨赴死而已。后人批评戚继光贿赂奸臣，岳飞愚忠误国，皆是从一个人的视野来计较得失去，而非从民族，乃至文化层面去认真体会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董其昌身上。他是明代后期的大学者，大诗人，大画家，曾经为皇太子授课，曾经为朝廷大员，但是生活在明朝后期那个时代，圣人王阳明都没有什么办法力挽狂澜，他能以书画闻名后世，已经算是适得其所了。有朋友问我董其昌其人其事，谈及野史中董其昌老年欺凌幼女事件，颇不以为然，以为太多艺术家多名不副实，不足以为后人效仿的典范。当代的艺术家确实不足以去判断虚实，但董其昌却值得后世文人尊重。即使有一些人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试图干扰我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这一点却依然要毋庸置疑。我们相信董其昌，并不是出于一种“先贤不能质疑、重新审视”的霸道认识，而是要树立一种科学的文化信仰观，以事实为依据，透过表象看本质的能力。唯其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去承担起文化复兴的重担。

抹黑董其昌的文字止于野史中的《民抄董宦事实》一文，后人以此为据，诟病董其昌为人，甚至冠以“恶霸”这样的称呼。《明史》对此事件有个结论，认为董其昌是受人陷害，皆因他“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明史》是清朝人修的，而且彼时董氏已经作古近百年，所以其更具有可信度。而《民抄董宦事实》一文，开篇即戾气十足，有大字报之嫌，鼓动民愤的用心昭然若揭，进而文曰：“期时董宦少知悔祸，出罪己之言，犹可及止，反去告状学院，告状抚台，要摆布范氏一门，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摆布”这个词误导性太大，主观性太强，在此，不敢署名的作者确实代表全郡人民表达了愤慨。但一个明白的读书人对这类文字都会有所警惕。抛开所有的情绪化因素，就会发现整个事件很像是由仆人的乱作为引起的碰瓷事件。至于“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这样的口号着实在于煽动群众，而非事实本身。因为烧了董其昌的家之后，那些人也没有富裕起来，甚至没过多少年，大明朝都成了一场梦幻。

历史考据，陈世美本是清朝人，为官清明，得罪了两个前来求官的老乡，被编排成了忘恩负义的驸马爷。文人借助于冠冕堂皇的旗号和蛊惑人心的文字，鼓动民众运动攻击异己，这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一种风气。彼时的文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忘记了圣人的“忠恕之道”，反以之为一种极端信仰的工具，铲除异己。夫子曰：“过犹不及”，心中有爱恨情仇的念头，做任何事情都不免有失偏颇。一如我们现在有些人对董其昌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董其昌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在读书学习的时候忘记了原则，失去了判断力。恰如习主席所说，这些人实在是“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所以对艺术工作者来说，首先需要解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所谓画如其人，其为人也孝悌仁义，绘画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审美观上的偏差。这才是中国绘画为文化复兴做出的最大贡献。客观来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形象工程，需要无数的个体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而能将无数个体统一在一个轨道之中，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审美观是其中关键。当前的艺术圈混乱浮躁，就是整个艺术界的思想导向出现了问题。以丑为美，以黑为尚，以怪为新，一时艺术界乌烟瘴气，生机萎靡。

不过苏东坡说过：“世俗之患，患在悲乐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为正者非也。” 明代文人自以为大义在手，忽略了自己的本分，以致干涉朝政、结党营私，大明朝的精力因此大多内耗，抵抗力下降。中国绘画领域也是如此，太多人没对艺术审美有正确的见解，却局于利益的取舍以盲引盲，甚至以为自己是真理化身，对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跟明代那些狭隘的文人有什么区别呢？

董其昌有诗曰：“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做为有志于传统文化复兴的人来说，是不是先从不人云亦云，邯郸学步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