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并发表重要讲话，深情阐述“中国梦”的含义。“中国梦”从此成为热词，成为中国人凝聚力量的情感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精神引领。五年后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引下，站在新的起点上回望，新中国美术的精神文化内涵及创作路径，特色与价值愈加凸显。

回望中国美术近百年的实践历程，从起初的美术革命，到红色题材的兴盛，再到如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民族复兴的理想一直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虽一度缺失，但中国美术关于社会功能、精神诉求、艺术本体、价值取向的探求，从未缺席。如今，多元化的艺术生态下，诸种观念层出不穷，新时代艺术家必须担负的责任却日益清晰——以上承传统文脉、下接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实践，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繁荣。“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中的美术创作，便是时代的例证。

整体而言，新中国美术近70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至六十年代中叶，美术创作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创造出一种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想模式，展现当时鲜活的建设场景和人们昂扬的精神状态。陈列展中的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潘鹤雕塑《艰苦岁月》等杰作，便是美术家在理想模式中的成功探索——民族艺术的创作手法、审美观和精神气质，融汇到写实技法中，描绘真情实感，凝固红色记忆，塑造新中国形象。

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政治内涵大于文化意义，标准化的创作，把“高大全”与“红光亮”推向极端，“百花齐放”逐渐失去内在的原动力，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偏差。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初至新世纪初，在文艺的春天里，中国美术迅速复苏，并很快呈现多元迸发的态势。这一阶段，美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艺术个性的觉醒与笔墨语言的探索并存，艺术市场兴起，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与讨论日益活跃。陈列展展出的沈加蔚油画《兼容并包》、陈继武油画《小平南巡》等作品，便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初至今。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中国美术家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看世界。视野的拓展，让美术创作者与研究者，在不断反思中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艺术市场繁荣所催生的不良倾向得到有效遏制。美术家投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在对民族精神的探寻与表达中、对时代气象的挖掘与再现中，美术创作的人文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与提炼。如为陈列展专门组织创作的3幅油画、1幅素描、4件雕塑和3幅背景绘画，其中叶毓山雕塑《血肉长城》、李象群雕塑《苦难的中国人民》等作品，从当代人文视角观照历史主题，使作品超越时代和题材的局限，体现出对经典性的追求。

从陈列展各个时期的美术经典可以看出，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一直肩负民族复兴与推动民族艺术现代化进程的重任。这一艺术的担当，在改革开放前后既呈现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其共性在于，以写实手法为主，贴近时代、关注民生、追求真善美的现实主义创作理想没变，并一直是中国美术的主流。差异性在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美术以苏联模式为指导，呈现集体英雄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开辟艺术的自由空间，美术创作被置于人文关怀的视野中加以思考，艺术作品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

近些年，随着文化自信日益高昂，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美术界“重塑中国美术观”的呼声四起。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出发，在对中西文化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中，重构具有中华美学品格的艺术评价体系，让中国美术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成为美术界努力的方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艺术价值的充分实现，有赖于新时代文艺家的担当精神和执着追求。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自觉的精神指向。